随着社会财富积累与代际转移规模日益扩大，遗产税作为调节社会分配、促进公平的重要税种，再度进入公共政策讨论的焦点。近期公布的《遗产税草案》（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进程迈出了关键一步，其制度设计不仅关乎国家财税体系，更深度触及家庭财产传承与社会公平正义。
草案的核心框架体现了“宽税基、简税制、低税率、严征管”的初步思路。在纳税人界定上，草案遵循国际惯例，采用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将境内居民全球遗产与非居民境内遗产均纳入潜在课税范围。税基计算上，允许扣除丧葬费用、生前债务、法定免税额及公益性捐赠等，旨在保障基本民生与鼓励慈善。税率设计采用了超额累进结构，针对不同价值区间的应税遗产适用差别税率，试图在筹集财政收入与避免过度抑制财富积累之间寻求平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草案设立了较为完善的申报与稽核程序，并明确了与赠与税、个人所得税的衔接条款，以期堵塞生前分散转移财产以规避税负的漏洞。
草案的若干规定亦引发了学界与公众的深入探讨。首要争议集中于起征点与免征额的设定是否充分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主要自住房产的价值。若标准全国“一刀切”，可能在部分高资产价值地区使中等收入家庭亦被纳入税网，而在欠发达地区则难以有效发挥财富调节功能。关于家族企业经营性资产的税务处理。若未能设置足够的延期纳税或分期缴纳优惠，恐对实体经济的持续运营与就业稳定造成冲击。再者，在跨境资产日益普遍的今天，如何有效获取并核实纳税人在海外的资产信息，避免税基侵蚀，是对征管能力的严峻考验。草案中关于文物、知识产权等特殊类型遗产的估值机制尚显原则化，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指引。
展望未来，遗产税立法的完善之路，需在多重价值目标间审慎权衡。其一，应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更优解。过高的边际税率可能挫伤储蓄与投资积极性，而过低的税率则使税收调节形同虚设。其二，需强化配套制度建设。健全的财产登记与评估体系、全国统一的个人与家庭财产信息网络、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信息交换机制，是遗产税有效实施的基石。其三，立法过程应伴随广泛的社会沟通与普法教育，消解公众对于“双重课税”的误解，增强税制的社会认同感。
《遗产税草案》的出台是我国税制现代化进程中一次重要的立法尝试。其最终定稿不仅需要凝聚经济、法律与社会学的智慧，更需体现时代要求与长远眼光，以期构建一个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又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且具备征管可行性的现代遗产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