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亲，又称“童婚预约”，指未成年子女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主导下缔结的婚约承诺。这一源于传统习俗的实践，在当代中国社会虽不普遍，却仍零星存在，其与现行法律体系的冲突及衍生的权益保障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从法律性质分析，娃娃亲本身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承认的有效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民法典，婚姻自由是基本原则，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可自行解除。当婚约涉及未成年人时，其效力问题更为复杂。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依据民法典，八周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实施的纯获利益或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而订婚此类关乎重大人身关系的承诺，明显超出其民事行为能力范围，需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同意、追认。但即便法定代理人代理，其内容亦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娃娃亲通常漠视子女未来意愿，实质是对其婚姻自主权的预先剥夺，与婚姻自由原则相悖，难以获得法律认可。
娃娃亲实践可能引发多重法律风险与权益侵害。直接侵害未成年人的婚姻自主权与人格尊严。婚姻是基本人权，娃娃亲将未成年人视为家族联姻或经济交换的客体，损害其独立人格。可能间接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发展权。婚约压力可能导致早恋心理负担、辍学或被迫过早承担家庭角色，阻碍其教育与个人发展。再者，易衍生财产纠纷。实践中常伴随彩礼、嫁妆的给付，若日后婚约未履行，相关财物返还易引发争议。可能成为变相早婚的诱因。部分家庭可能在子女未达法定婚龄时便催促完婚，实质构成违法。
现行法律对娃娃亲的规制虽未设置专门条款，但已有原则性禁止与救济渠道。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保障婚姻自由，禁止包办婚姻。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订婚。对于因娃娃亲产生的纠纷，如涉及财物返还，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有关不当得利或赠与合同的规定处理；若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迫使未成年人接受或履行婚约，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相关罪名。法律实施面临挑战：娃娃亲多发生于熟人社会或特定地域文化中，具有隐蔽性；当事人及家庭法律意识淡薄，常视其为私事；行政与司法介入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等问题。
构建有效的规制与疏导路径需多措并举。首要在于强化法律宣传与教育，深入基层普及婚姻自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理念，转变传统观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与监督机制。村（居）民委员会、妇联、学校等应关注未成年人家庭状况，对疑似娃娃亲等干预行为及时劝阻、报告。再次，明确并畅通救济途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应对涉及娃娃亲的侵权纠纷、违法行为予以受理并依法处理，为权益受损者提供法律援助。推动移风易俗与文化引导。尊重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但需批判性扬弃其中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的陋习，倡导健康平等的婚恋观。
娃娃亲作为历史残留的习俗，其存在凸显了传统宗法观念与现代个体权利意识的张力。法律的任务并非简单否定一种文化实践，而是通过确立并捍卫婚姻自由、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等现代法治原则，为个体，尤其是最易受传统势力影响的未成年人，构筑坚实的权利屏障，引导社会向着更加尊重个人选择与尊严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