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路交通中，事故的发生往往令人猝不及防，而事故后的行为选择，则更能折射出个体对法律与生命的敬畏程度。“男子肇事后将人顶开逃走”这一情节，已非简单的交通肇事，其行为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涉及多重法律责任的交织与叠加，值得进行深入的法律审视。
从行为定性上看，该男子的行为可能已构成交通肇事后的“逃逸”。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该男子非但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反而选择“将人顶开”后逃离，这明显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离开事故现场，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逃逸行为本身即是一项独立的严重违法行为，将面临行政处罚的加重，如吊销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
此案的关键恶劣之处在于“将人顶开”这一动作。这并非单纯的弃之不顾，而是在明知车下有人、可能造成进一步伤害的情况下，为达成逃跑目的，主动实施的、具有暴力性的驱动车辆行为。这一行为瞬间突破了交通肇事过失犯罪的范畴，可能涉嫌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可能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持放任甚至希望态度，则可能根据具体情节和后果，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即使其主观上仅是为了挣脱、逃离，对再次碾压或拖拽致人伤亡的结果持过失心态，该“顶开”行为也因其高度的危险性与主动性，可能被评价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至少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因“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依法适用升格的法定刑，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法律责任层面分析，该男子将承担复合型法律责任。在行政责任上，逃逸行为将招致严厉的处罚。在民事责任上，因其逃逸行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后，有权向其追偿；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通常免责，所有赔偿费用需由肇事者自行承担，这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丧葬费等全部损失，经济负担极为沉重。在刑事责任上，如前所述，可能涉及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重伤或死亡而加重处罚）、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的择一或竞合，最终由司法机关根据证据认定的犯罪故意、行为手段与损害结果来定罪量刑。
此类案件对社会法治信仰与道德底线构成了双重冲击。它不仅仅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对生命尊严的公然漠视和对法律权威的粗暴挑战。法律对此类行为的严惩，旨在捍卫“救助优先”的生命伦理，维护交通事故后基本的秩序准则。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深知，方向盘不仅掌控着行驶方向，更承载着对他人生命的责任。事故发生后，任何试图以逃避、甚至暴力方式摆脱责任的行为，都只会让自身在法律的深渊中陷得更深，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法律的网罗严密而公正，任何侥幸心理最终都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