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二次开庭是诉讼程序中的常见环节，但部分法官面对此类情形时，往往表现出审慎甚至回避的态度。这种心态并非源于对职责的懈怠，而是植根于司法效率、案件质量及司法权威等多重复杂因素的考量。
二次开庭直接冲击司法效率与资源配置。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长期存在，法官日程常排满初次庭审与新收案件。二次开庭意味着需重新协调各方时间，调取已归档的卷宗，并可能进行补充调查或鉴定。这不仅是时间成本的叠加，更挤占了其他待审案件的司法资源。尤其在简易程序或速裁案件中，二次开庭可能使原本高效的流程退回普通程序，导致结案周期延长，影响整体审判质效数据。
案件审理的连贯性与公正性面临挑战。首次庭审中，法官通过法庭调查与辩论已形成初步心证，诉讼各方也已完成主要诉辩陈述。若二次开庭间隔过长，法官记忆可能模糊，需重新熟悉案情，而当事人或证人陈述亦可能出现细微变化，甚至因外界因素影响而改变证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削弱庭审的直接言词原则效果，增加事实认定的难度，也为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如突然提交新证据拖延审判）提供了空间。
再者，二次开庭可能折射出前期准备工作的不足。法官担忧的深层原因，常与首次庭审中举证不充分、争议焦点归纳不清或调解工作不到位有关。例如，若因证据原件未当庭出示而需二次开庭，反而暴露了法官或当事人助理在庭前会议中的疏漏。这种“补救型”开庭易引发当事人对法官专业能力的质疑，损害司法公信力。
法官也需权衡当事人诉讼成本与社会效果。对当事人而言，多次往返法院意味着额外的经济负担与时间消耗，尤其对异地诉讼者更显不公。在涉及民生或商事纠纷中，诉讼拖延可能激化双方矛盾，使调解机会流失。法官在决定是否二次开庭时，常需评估“程序正义”与“实质解决纠纷”之间的平衡，避免程序空转。
司法考核机制无形中强化了这种顾虑。当前法院内部对审限管理、当庭宣判率等指标的重视，使得法官倾向于在首次庭审中尽可能终结程序。二次开庭可能影响个人绩效评价，这种制度导向虽不直接表露，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官的决策心理。
必须强调，法官对二次开庭的审慎不等同于拒绝正当程序。当案件出现必须补充调查的新事实、或当事人依法提出合理申请时，二次开庭仍是保障诉讼权利的必要途径。关键在于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强化举证指导与争点整理，最大限度减少非必要的二次开庭。同时，司法体系应优化考核方式，为法官创造更从容的审判环境，使其摆脱“怕开庭”的心态束缚，真正聚焦于案件本身的公正审理。
司法程序的严谨性从来不以次数衡量，而在于每一次庭审是否切实推进正义的实现。唯有在效率与公正间寻得平衡，才能让法官与当事人皆在诉讼中感受到程序的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