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形态与家庭观念的多元化发展，非同居关系——即双方保持亲密伴侣关系但未共同居住生活——日益成为一种可见的关系模式。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非同居关系设立专门章节予以规范，这导致相关权利义务处于法律调整的相对模糊地带。当双方发生情感或经济纠纷时，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裁判依据，司法实践多依赖于《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合同、不当得利及侵权责任等一般性规定进行处理。
在财产关系方面，非同居伴侣间的经济往来性质认定是核心难题。双方日常的转账、礼物馈赠，若无明确约定，极易在分手时产生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探究给付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表达或维系感情的一般性消费支出、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馈赠（如“520”、“1314”等），通常被认定为无偿赠与，一旦交付，赠与人便难以要求返还。若转账款项明显超出日常情感表达范畴，且附有隐含的以共同生活或结婚为目的，法院可能依据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或不当得利等原理，支持一方要求返还部分财产的诉求。明确书面或清晰可证的书面协议，是避免此类纠纷最有效的方式。
关于非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资产，尤其是房产，处理更为复杂。若登记在一方名下，另一方主张权利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出资的合意及事实，其法律性质可能被认定为借款、合伙投资或借名买房等，需根据证据个案认定。若房产登记为双方按份或共同共有，则分手后的分割纠纷将直接适用物权共有相关规定。
人身与非财产性权益则面临更大的法律真空。非同居关系不产生法定的相互扶养义务，一方因疾病或生活困难要求对方给予经济支持，缺乏直接请求权基础。在继承领域，非同居伴侣并非法定继承人，若未订立有效遗嘱，则无法直接继承对方遗产。在医疗紧急情况下，非同居伴侣是否享有手术签字权等决策权，也取决于患者本人的事先授权，而非基于关系身份自动获得。
非同居关系所生育的子女，其权益受法律充分保护。无论父母关系如何，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同等的权利，父母双方均须依法承担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有关子女抚养权与抚养费的争议，均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以最有利于子女成长为原则进行裁判。
综上，非同居关系虽具亲密性，但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双方关系的维系与潜在纠纷的防范，极大程度依赖于当事人的事先安排与证据留存。通过签署内容清晰的财产协议、保留重要经济往来的凭证、进行意定监护公证或订立遗嘱等方式，可以在尊重情感自主的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变故建立法律缓冲带，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体现现代人对关系模式的理性规划与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