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问题作为全球性社会痼疾，不仅侵犯儿童基本权利，更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各国法律体系虽已构建相应规制框架，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从立法、执法与社会协同等多维度深化治理。
童工的法律界定与核心特征
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将童工定义为剥夺儿童童年、潜能与尊严，并对其身心发展有害的劳动。法律层面通常依据年龄与劳动性质进行双重界定：一是未达法定最低就业年龄从事经济活动的儿童；二是虽达最低年龄但从事危险、超时或妨害教育的劳动。其特征包括劳动强制性、剥削性以及权益侵害性，与青少年适度参与家庭或社会实践存在本质区别。
童工现象的成因与多维影响
经济贫困、教育资源匮乏、法律意识薄弱及监管缺失是童工滋生的重要土壤。家庭因生计所迫可能驱使儿童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刻意雇佣童工。这种现象导致儿童身心受损，包括身体发育障碍、心理创伤及教育中断，进而形成“贫困-失学-劳动-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对社会而言，童工削弱人力资本积累，加剧社会不公，长期制约经济结构升级。
国内外立法比较与规范演进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并对未成年工实行特殊保护。刑法中设有“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等罪名。国际层面，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国际劳工组织多项公约构成核心框架，强调儿童优先原则。比较研究发现，欧美国家通过强化义务教育、建立儿童福利补贴等配套制度，有效压缩童工生存空间。新兴经济体则面临法律执行资源不足、非正规经济难以覆盖等困境。
现行法律实施困境与执法挑战
法律实施中存在取证难、处罚轻、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非正规经济部门如家庭作坊、农业劳动等领域监管盲区较多，童工往往隐匿于供应链末端。跨区域流动儿童更易脱离保护网络，成为执法难点。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衔接机制尚不完善，部分案件仅以罚款了结，未能形成有效震慑。受侵害儿童面临诉讼能力不足、心理支持缺失等现实障碍。
综合治理路径与制度创新方向
构建“预防-发现-救助-康复”全链条保护体系是根本出路。立法层面需细化危险劳动清单，提高违法成本，建立雇主黑名单制度。执法机制上应强化多部门协同，运用大数据技术监测重点行业，畅通举报渠道。社会政策需完善贫困家庭帮扶，保障义务教育可及性，发展职业教育替代方案。企业应履行供应链审查责任，推行童工零容忍政策。国际协作亦不可或缺，包括经验交流、技术援助及跨国企业行为准则约束。
儿童权益本位的社会共识培育
消除童工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价值选择。需要持续开展公众教育，提升儿童权利意识，改变“劳动锻炼”等传统观念误区。媒体应负责任地报道典型案例，避免对童工家庭污名化。学校与社区需建立早期预警机制，识别高危儿童并提供干预。只有形成“儿童优先”的社会共识，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童工生存土壤。
保护儿童免受劳动剥削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法律规制需超越简单禁止，构建权利中心主义的支持体系，让每个儿童在安全、包容的环境中享有发展机会。这需要立法者、执行者与每位社会成员持续努力，共同筑牢童年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