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征信体系作为现代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法律规制与个人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是当前法治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从法律视角剖析个人征信活动的规范框架，并探讨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路径。
从法律渊源上看，我国个人征信监管已形成多层次架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明确将自然人的信用评价纳入保护范畴，确立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益的法律地位，为征信活动设定了不得侵害人格尊严与个人隐私的基本底线。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处理规则，要求征信机构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并赋予个人查询、复制、更正、删除其信息的权利。而专门性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则对征信机构的设立、业务规则、信息安全以及异议和投诉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了征信市场的准入与操作规范。
法律规制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防范征信活动可能引发的风险。这主要包括信息失真风险、滥用风险与泄露风险。信息失真可能源于数据报送错误或算法模型偏差，导致对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作出不客观、不全面的刻画。滥用风险体现于超出法定或约定范围使用信用报告，例如在非金融场景下的不当歧视。泄露风险则关乎海量敏感数据的存储与传输安全。对此，现行法律设定了征信机构与信息提供者的核实义务、应用场景限制义务以及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配套了相应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
对于信息主体而言，法律赋予了一系列救济性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知情权是基础，个人有权免费每年两次向征信机构查询自身的信用报告。异议权与更正权是关键，当个人认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时，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核查更正，征信机构必须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处理。在特定情形下，如不良信息保存已满法定期限，个人享有删除权。对于因征信机构过错造成的损害，个人还可依法主张损害赔偿。这些权利共同构成了个人对抗征信侵权、维护自身信誉的法律盾牌。
展望未来，个人征信法律体系仍需在动态中持续完善。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征信数据的来源与处理方式日趋复杂，如何在促进数据合理利用与强化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寻求更精细化的平衡，是立法与司法面临的新挑战。例如，对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要求、对“断直连”等数据合规模式的监管、以及对信用修复机制的法律确认，均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唯有坚守法治原则，不断优化权责配置，才能推动个人征信行业在规范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提升金融效率与保障公民权益的双重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