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观念与司法实践中，“爸爸一般争不到抚养权”这一现象确实长期存在，成为许多父亲在离婚诉讼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一现象并非源于法律对父性的歧视，而是多重社会、经济及历史因素在司法裁量中的综合反映。深入剖析其成因并探寻合法合理的破局路径，对于实现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至关重要。
从法律原则上看，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应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法律条文本身并未对父母任何一方存在预设的偏见。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妈妈优先”倾向，其根源往往与以下几方面相关：其一，是“幼年从母”的传统观念影响。尤其在子女年幼（如两周岁以下）时，基于婴幼儿对母亲哺育和照料的特殊生理需求，法律明确规定原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其二，是长期形成的家庭分工模式。在许多家庭中，母亲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日常抚养、教育陪伴责任，形成了稳定的抚养关系。法官在判决时，会重点考量既往的抚养连续性，以最大限度减少父母离异对子女生活的震荡。其三，是经济条件与抚养能力的证明。虽然父亲的经济收入可能更具优势，但抚养能力不仅限于经济供给，更包括时间投入、情感关怀、教育辅导等。若父亲因工作繁忙长期缺席子女成长，则难以证明其具备充分的直接抚养条件。
所谓“一般争不到”绝非绝对。随着社会观念演进和父亲育儿参与的普遍提升，司法实践也在不断调整。父亲若欲争取抚养权，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准备与证明。应积极举证证明存在法定的优先抚养情形。例如，若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不适合与子女共同生活；若母亲有抚养条件但不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若子女已满八周岁，明确表示愿意随父亲生活且父亲具备抚养能力，这些情形都将成为有力的法律依据。
也是最关键的，是构建并展示稳定、有利的抚养环境与情感联结。这要求父亲不能仅在诉讼时临时争取，而应在婚姻存续期间乃至分居阶段，就有意识地深度参与子女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如日常陪伴的照片视频、承担家长责任的聊天记录、学校老师的证言、医疗机构的就诊陪同记录等。同时，需规划并证明离婚后能为子女提供稳定的住所、良好的学区、可行的照料安排（如自身工作时间安排或寻求祖辈等可靠亲属的辅助），以打消法官对“父亲疏于照料”的顾虑。
应理性看待抚养权与探望权。当直接抚养权的争取确实面临巨大客观障碍时，依法争取明确、具体、可充分执行的探望权方案，亦是维护和延续亲子关系的重要法律途径。清晰的探望安排（如定期探望、共度假期）能保障父亲在子女成长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爸爸一般争不到抚养权”更像是一个需要被积极改变的社会性认知，而非不可逾越的法律铁律。其破局之道，在于父亲们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转化为现实中无可辩驳的抚养能力、情感深度与责任担当的证据链条。司法天平所倾向的，从来不是父母的性别，而是在具体案件中，那个最能承载孩子健康成长与光明未来的支点。